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时代周报创办之际，余英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国学“大师”太多了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 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 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

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

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

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 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 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  

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

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时代周报：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

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最要紧的是看综合力量。美国常常有调查，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谁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准，不能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的话就会身败名裂。

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包括州立大学，它们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减经费，如果大学教授倾向于共和党，而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想要削减经费，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国一般就已经有长期聘约了。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其中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

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你不会因为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

时代周报：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的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提高，学术研究进步上，人文方面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美国的国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紧。在美国，除了政府以外，还有许多有钱的私人基金会，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

时代周报：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

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政治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人的钱。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政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先讲话。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

“通史”：以“专”济“通”，不写通史

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时代周报：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时代周报：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

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时代周报：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时代周报：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

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时代周报：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

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时代周报：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

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时代周报：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时代周报：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

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 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时代周报：你的唐代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

余英时：我现在看唐代相关的书，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现代各种时代我都写过专书或论文，还没有写过唐代，我要把唐代补起来，这样就连起来。我想看看唐代的诗人和禅宗，这是两个精神界的领袖。中国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学家，也不是经学家，而是禅宗和尚，创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诗人，因为诗人是领导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国的精神史，希望用我个人的观点把中国精神史贯通起来。不是说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个贯通性。也不能说中西贯通，只能说我个人贯通。我自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为我自己。这是个人来讲，不然的话，就夸大了。